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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案例渊源 [:17027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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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皋陶与早期中国法 [:17027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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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6.清帝国时期的宇宙和谐 [:17027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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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考文献 [:17027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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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原始文献 [:17027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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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中文及日文文献 [:17027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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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3.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著述 [:170270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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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词汇表 [:17027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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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名称与术语 [:17027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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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刑案汇览》各节标题 [:170270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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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后记 [:170270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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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版权信息 [:170270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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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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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中华帝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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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卜德 [美]克拉伦斯·莫里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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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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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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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170269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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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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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著述为数较少，而有关中国传统法律的文献资料却浩如烟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复杂、详备的法律体系。这一庞大的法律体系是土生土长的，只是在19—20世纪它才受到其他国家一些法律理论的影响。中华帝国的第一部法典颁布于公元前3世纪。该法典的起草者吸收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更古老的法律，其中一些至少在3个世纪以前就已生效。此后帝国的每一朝代的政府都颁布了新的法典——有时只是在前朝法典的基础上修改增删；有时则完全创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法典。中华帝国的最后一部法典是于1740年（清乾隆五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与此前各朝代的的法典一样，《大清律例》在清帝国也是唯一的一部法典。当然，中华帝国的法律文献并不只限于这些法典。此外还有大量被系统整理的案例报告汇编，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法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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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先审视了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然后翻译、评析清帝国发生的190个典型案例；最后从法律角度具体分析《大清律例》在帝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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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举办为期两年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汉学教授卜德（Derk Bodde）与我均为该研讨班的成员。在研讨班里，卜德博士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法课程。他的演讲开拓了以广阔的文化尺度来研究中国法律的新领域。我想，这一新课题对于专门的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提出，邀请李克博士（W. Allyn Rickett，也是一名汉学家），由我们三人合作，在法学院开设中国法律思想课程。卜德博士与李克博士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遂于1961年1月开讲这一课程。在全美国的法学院中，开设中国法律课程，我们可能是第一家。开讲以后，我们先后5次重复讲述，并不断充实新内容。本书即是对专为该课程第一部分所准备的材料深入研究的产物（该课程第二部分涉及中华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这一部分材料的研究尚未完成，因而暂不能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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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这项课程，先是由卜德博士主持。他通过系统讲授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性质、观念和司法程序，以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向我们描述了中国法律自古代至清朝（1644—1911）的历史与理论。本书的第一篇即是由此中来。接下来由我主持的几堂课，随意地就本书第二篇中的某些案例加以分析。这方面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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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讲这门课程时，我们要求学生们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起初，我们的案例资料是我从几部英文著作中搜集到的简单的摘要，比如阿拉巴斯特（Alabaster）的《中国刑法释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及《邸抄》（The Peking Gazette，翻译作品）、高罗佩（Van Gulik）翻译的《棠阴比事》等。很快我们就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来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并不具有正式法律文献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关于古代法律制度的说明性文献。尽管这些资料在原书中对于说明各自的主题被恰到好处地援引、使用，但对于法学院专门法律课程来说，它们就显得支离破碎、说服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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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决定由不完备的摘要与释意转向中文原始文献。为此，卜德博士选定了所有中文案例汇编中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精良的《刑案汇览》。《刑案汇览》包括案例汇编三种，分别于1834、1840、1886年编纂完成，共收集发生于1736—1885年间的案例7600件。这7600件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编纂者直接采自最高司法机关——刑部。经过一段艰苦的筛选工作，我们终于从数量如此巨大的案例汇编中，精选出190个案例，并译为英文。这批材料先是用于课堂讨论，后来被收入本书。在从7600件案例中选择190件案例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典型性与趣味性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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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邀请了一名年轻人在卜德博士的指导下将《刑案汇览》的目录译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刑案汇览》的翻译工作。根据目录，由我选择那些估计有参考价值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节，再由那位年轻的翻译者每节至少翻译两个案例。卜德博士阅读了翻译的初稿，然后由我就每一个案例分别提出删除或保留并再润色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由卜德博士提供指导意见、由我进行法律上的编辑和修改这种方式，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案例译本。无论是卜德博士还是我，都不能在案例方面耗费很大的精力。我们都设想：整理教学材料将不会要求我们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对我来说，这一想法后来被证实。虽然我所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并非完全像我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我所花费的精力并没有过多地超出起初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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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卜德博士的要求却猛然增加。案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晦涩难懂，使得翻译工作非常艰难，尤其是我们所邀请的那位翻译者既缺少对《大清律例》的理解，又没有中国法律史的基础知识。虽然案例的初译稿对我们仍有些帮助，但卜德博士仍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整理每一件案例。对于很多案例的译稿，他都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并付梓的案例译文中，有很多已与原初译稿大不相同。他还决定在最初选译案例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必要的案例。补充案例中的相当一部分由卜德博士本人翻译。他还进一步补充了历史和程序方面的资料，这些也花费了卜德博士的很多精力。这样，对于卜德博士来说，本来是作为一项具有趣味性的业余工作，却耗费了他许多个月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远非他工作的全部。他撰写的部分以及案例需要一些附录、词汇对照表及参考书目，而这些工作又不是他人所能替代的。所有这些，使得卜德博士成为这本合著作品的主要作者。当然，我准备承担起对于全书的编写责任，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内容。然而，卜德博士在第一篇及第二篇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后来我们修改了这两篇的计划，我承担起这两篇的编辑和顾问工作。在简短的第三篇中，我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与前两篇正好相反，我撰写初稿，在卜德博士的帮助下，修改、定稿。本书的“附录”“词汇表”及“参考文献”全部由卜德博士提供，只是在“附录1”中关于法文及中国法典的内容主要参阅现在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沃纳·宁博士（Dr. Werner Ning）的著作。“索引”由艾丽斯·H·弗雷（Alice H. Frey）夫人编写，她还帮助我们审阅了本书的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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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忘记为我们提供翻译帮助的人，他们的努力促进了本书的完成。对于已故的陈世崇（F. S. Ch’ien）先生我们深表感谢，他关于中华帝国及民国时期中国官僚体制的渊博知识，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们还要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范·皮尔特东亚收藏图书馆的南希·郑绳武（Nancy Sheng-wu Cheng）夫人、萨克其万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谢培智（P’ei-Chih Hsieh）先生、贝特斯学院（Bates College）的潘武素（音）先生表示感谢。潘先生参考《刑案汇览》，撰写了一篇关于清朝法律程序的论文，该文对于本书第一篇第五章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乔纳森·米尔斯基博士（Dr. Jonathan Mirsky）用了一个夏天的部分时间参与一些案例翻译稿的初步修改工作，特别从英语文体方面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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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很高兴本书被列入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法律研究丛书”。哈佛东亚研究中心（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ward）主任费正清教授（Pro. John K. Fairbank）及哈佛法学院孔杰荣教授（Pro. Jerome A. Cohen）帮助我们将本书介绍到该丛书，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孔杰荣教授及其助手姜永方（Yung-fang Chiang）先生对于本书第一篇、第二篇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在参考书方面，我们获得过下列人员的帮助：莱顿大学的M·H·冯·德·沃尔克（M. H. van der Valk）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惠林（Hui-lin Li）教授，莱顿大学的何四维（A. F. P. Hulsewé）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还有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收藏部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的帮助，我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