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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七章 美国建国初期公民社会和杰斐逊的“民主教育”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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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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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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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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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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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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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那是一种“基因教育”,不是国民教育。在那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都是在国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产出来的,他们分成五等,前两种人数很少,智商较高;后三种人数众多,以成倍裂变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齐划一性。“美丽新世界”的治国口号是“集体、同一、稳定”,那里的国民就是按照这样的国家目标而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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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劳里(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描绘了另一种理想的国民教育,它从每一个儿童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每一对“夫妻”可以申请到一男一女两个子女,形成没有自然血缘关系的组合式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只能在三年中生三个孩子,然后便成为终身的劳工。孩子们在家庭里由父母按照国家的规定来教育,不允许使用不正确的字词,不允许有不正确的服饰、发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药物来控制“激情”。每年会有一天为孩子们举行岁数增长的仪式,1岁的孩子会被授予名字,8岁的孩子要开始参加义工劳动,9岁的孩子会收到一辆脚踏车,12岁的孩子,在经过长老们一年来的性情与兴趣观察后,会被分配适合的工作。于是,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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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记忆是由专门的“记忆传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拥有,关于过去,所有的国民该知道或不该知道的事情都是规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这世界都只有黑白二色,看不见其他的颜色。他们的眼睛退化,代代相传,色盲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基因。12岁的乔纳思被选中成为记忆传授人的接班人,并为此接受他师傅的专门教育。然而,偏偏是这个乔纳思成了一个“不可教育的人”,因为他的眼睛天生与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尔看到黑白之外的颜色,他第一次看见有颜色的是一只红苹果。像《圣经》故事中那样,苹果成为犯罪诱惑的象征,但他犯下的是思想罪,因为他能看见他不该看见的东西。由于他的不可教育,他注定必须从他的国家消失,消灭就成为他教育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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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异化为一种统治手段的时候,它是为统治权力的目标服务的。这样的教育会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极具伤害性的影响。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中说,那些接受了党的教育的“黑七类”子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2对这些被教育者来说,教育是一种心灵的摧残,留下的是终身难以愈合的烙印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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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时代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以他的残忍闻名于世,他的残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那就是完成对法兰西人的国民教育,将他们塑造成新人。历史学家斯凯玛(S. Schama)对此写道:“罗伯斯庇尔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grand)学习时,老师们一定对他的政治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救世主式的导师,挥舞一根很大的棒子来培养国民们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设想为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道德能增长知识,但是,道德和知识都必须由纪律来保证。他喜欢这么说:恐惧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没有美德,恐惧会变得有害,没有恐惧,则美德变得孱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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