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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六章 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 [:170323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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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政府网络的难题 [:17032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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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一个全球的专家统治论 [:170323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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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国家政治过程的扭曲 [:170323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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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全球政治过程中的非典型性参与 [:170323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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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国内司法决策中的非典型性参与 [:170323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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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权力的根深蒂固性 [:17032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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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一个潜在解决办法的菜单 [:170323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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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双重功能，双重问责制？ [:170323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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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让政府网络可视化 [:170323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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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立法网络 [:170323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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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动员跨国网络 [:170323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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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一个国内解决方案的合集 [:170323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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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3.调节政府网络的全球性规范 [:170323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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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全球平等商议 [:17032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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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合法的差别 [:170323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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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积极礼让原则 [:170323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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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制衡原则 [:170323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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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辅助原则 [:1703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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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4.结论 [:170323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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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结论 [:170323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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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政府网络与全球公共政策 [:170323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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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国家对政府网络的支持 [:170323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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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3.分解的主权 [:170323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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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文献 [:170323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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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译后记 [:170323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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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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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170322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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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2009年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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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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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4年开始研究跨政府网络的。我当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初已就跨政府网络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正在观察欧盟的演进，它在1992年刚实现了单一市场，且我尤其感兴趣于各国家法院法官和欧洲法院法官之间正在形成的网络。我还注意到欧盟的真正工作是由各国监管者网络进行的，他们在欧洲交通部长、农业部长、劳工部长等理事会的指导下行动。与此同时，我正在讲授国际诉讼，阅读涉及全球性破产的案例（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就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直接相互谈判），或涉及人们在不同国家提起的平行诉讼案例，其中法官们就他们的判决相互进行沟通。此外在国际经济法中，我着迷于巴塞尔中央银行委员会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像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者组织这一类组织的兴起。总体上，在我看来，这些网络迅速和持续的增长（它们或是环绕在正式组织的边缘，或是出现于正式组织尚未建立之处），以及网络在长期局限于国内舞台上的官员（例如法官）中间的崛起，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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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世界正在走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若没有G20，这一危机会糟糕得多。G20作为跨政府的领导人集团是由G20财政部长会议而来的，财长会议自身的创建又是旨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附带后果。金融和经济监管者的多个网络，当下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走到一起，它实际上承认了这些监管者网络在稳定和刺激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众多文章正在纷纷出现，论述非正式全球治理的价值，而非基于条约的国际组织提供的正式治理的价值。此外，随着亚洲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但也包括很多东盟国家——学者以及普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亚洲方式”上，即经由非正式的网络而不是经由正式的基于规则的机构（它们规定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建立各种关系，实现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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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今天当我重读《世界新秩序》时，我有三个总体反应。首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些网络是21世纪合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21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纪，以联系来界定要远远超过分离——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网络化了，经济网络化了，地下世界网络化了，甚至精神世界也网络化了！政府也必须网络化。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国家将会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政府将会是最具反应性和最有效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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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也确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式国际组织。1997年当我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首先发表“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一文时，我实际上论证了跨政府网络将会、也应该逐步取代这些组织，因为它们更快、更灵活、更有效。十年之后，我不同意十年前的自己。今年夏天G8在意大利拉奎拉开会，另有不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时间加入到八国中间，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结果是该会议实际上成为8+5（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1（埃及）+5（受邀讨论发展问题的来访非洲国家领导人）。要分辨谁在什么会议中、谁实际上作出了重要决定、谁应负责执行这些决定，这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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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案中，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能源署等的组织开始一目了然。成员是清楚的，程序是具体化的，结果是可执行的——至少在纸面上。我们可能已达到这么一步，跨政府网络的扩散正开始变得利大于弊。至少，我们应寄望巩固许多组织。至多，我们可能考虑将一系列正式网络置于正式机构的界限之下，同时根据成员和决策程序对这些机构进行现代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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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我们的确需要解决跨政府网络的负责任和透明度问题，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公民接受和鼓励各位官员参与到这些网络中。监管者、法官以及日益增长的立法者网络使得我们政治空间的全球化能赶上社会、经济甚至犯罪空间的全球化。这些网络是最佳做法和创新的传送带，使得政府官员相互教育和学习，以提高他们解决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难题的能力。他们也是自己的一个社会，帮助年轻官员或来自边远省份的官员跨越无所不在的功能界线而找到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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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懂得这种不同省份之间纽带的价值。在我从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在上海的十个月间，我有机会访问了浦东干部学院，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市长班和司局长班，他们走到一起接受培训，分享经验。跨政府网络是这种跨越省际边界进行学习的延伸。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类似于全球官员会议。但即便有时它们似乎离所有的政府都必须服务的人民最远，它们也提供了同行期待和明确界定的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对法官来说，那是献身于法治的普世理想。对监管者而言，这是效率、透明和诚实的政府。对立法者来说，则是不仅代表个体选民，而且代表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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