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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与儒家的主流-别脉模式 [:170218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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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老子是谁 [:170218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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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高深莫测的《道德经》 [:170218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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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庄子 [:170218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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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五章 墨家——哲人、军人、教徒 [:170218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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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六章 何为真知——墨名道儒的论战 [:170218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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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墨家的知识论 [:170218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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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惠施与公孙龙的诡辩术 [:170218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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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庄子善辩而不好辩 [:170218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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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荀子对儒家名实论的总结 [:170218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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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国知识论的意义 [:170218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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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七章 帝国的缔造——法家的成与败 [:170218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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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法家的肇始 [:170218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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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法家的实行 [:170218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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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考文献 [:170218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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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表 [:170218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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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索引 [:170218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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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译后记 [:170218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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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注释 [:170218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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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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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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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责任者：[美]牟复礼（Frederick W.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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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王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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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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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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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花前又见燕归迟（序一）——追忆牟复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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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平静地度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让人倍感惆怅。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在大陆及台湾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的。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若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他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纪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别强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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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北美的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普林斯顿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心之一，学术上的资源充足。但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校相比，普大东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成立迄今不过四十多年。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1956年他被聘来普大前，正在莱顿担任富布赖特（Fulbright）讲师。他是在美国亚洲学会（AAS）的通报上看到了普大的招聘广告才提出申请的。他对普大全无了解，所以在收到聘约时感到很惊讶。普大当时只有三位与中国有关的教授，最资深的居然是对中国艺术无师自通的文艺复兴艺术专家George Rowley。牟先生到普大后最先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担任方闻的博士答辩的考官，方先生是Rowley培养的唯一一个中国艺术史博士。50年代中，普大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伊斯兰研究为主导。1968年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动最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分。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象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比重之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w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expertinChineseliterature，而不称其为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系建立的贡献与史东造就普大历史系的贡献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牟先生对普大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确立以古代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二是对中文教学的尊重。如果前者还是从当时西方汉学主流发展出来的话，后者则可以说是不同流俗的创举。他反复强调中文的教学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且要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这是一种从语言学而非从西洋汉学只重书面解读的角度来主导的中文教学法。他以前金陵大学同窗学友陈大端教授当时正在普大主持中文教学，所以牟先生得以和陈大端在这点上通力合作。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普大迄今为止都保持了的特色。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在他对葛斯德图书馆的贡献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在1965年，他和当时担任葛斯德馆长的童世纲（James Shih-kang Tung）一起向普大图书馆狄刻斯馆长（William S.Dix）提议，邀请屈万理先生来为葛斯德的善本书作全面整理和编目的工作。后来更在普大的资助下，屈先生出版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使从王重民就已开始了的事业有一个圆满的结束。[1]第二件事是牟先生仿效“普大图书馆之友”而成立“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之友”这一组织，作为葛斯德图书馆的外援团体。后来图书馆事业的开拓，得到此组织支持甚多。第三件是在名收藏家John Elliot的支持之下，创办了《葛斯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现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y）〕内容以研究古籍为主，并涉及东亚文史哲各领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杂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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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复礼先生对普大博物馆中国文物书画收藏的扩充也同样不遗余力。在这方面他和创立普大中国艺术史研究传统的方闻以及John Elliot同样地有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合作。而牟先生个人对于中国书画和版本印刷等的浓厚兴趣和渊博知识，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一部分，还融入他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比如他写关于元代文人隐逸（eremitism）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象征的经典文章就是迄今研究元代士大夫艺术必需参考的作品。当然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看，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70年代与校方交涉成功，将原来由校方掌控用于支持东亚研究的大笔经费移到东亚中心（East Asian Program），由和东亚研究直接有关的教授委员会支配，这样不但确保了未来和东亚有关的学术活动经费无虞，并使其完全独立于学校官僚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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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基金不断括充，到今天可说已使普大东亚中心和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一样，都属于世界上东亚研究方面资本最为雄厚的机构。这和1968年史东成功地将Shelby C.Davis捐助给普大的大笔款项成立了名闻遐迩的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异趣同工。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在普大所遇到的东西方研究东亚的访问学者，几乎无一不得到东亚中心的资助。如果没有这一层机制上的保障，则普大东亚研究的格局恐怕会是另一番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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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都是各自学门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80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90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延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