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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4.“信访悖论” [:170759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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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六章 全球环境政治情境下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 [:170759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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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环境主义”与全球环境公民社会 [:170759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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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1.媒体如何报道地方环境政策执行？ [:170759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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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2.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抗争行动的对象 [:170759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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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二、环境外交中的“面子”与“阴谋论” [:170759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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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1.“APEC蓝”：环境外交中的“面子工程” [:170759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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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2.美使馆发布北京“PM2.5”数据：干涉内政与“阴谋”？ [:170759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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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七章 结论 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环境威权主义还是环境民主？ [:170759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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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五个原因 [:170759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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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1.政策制定：党控制下的有限多元主义模式与政策的冲突性、模糊性和“象征主义” [:170759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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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2.政策执行系统的行动者和权力结构：利益多元化、权力集中化、责任碎片化 [:170759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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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3.政治、物质与道德激励：倒错的激励结构 [:17075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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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4.公众参与的边缘化：政治系统内部封闭的自我监督与反馈机制 [:17075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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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5.矛盾与摇摆：全球化是影响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的外部情境式因素 [:170759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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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二、中国环境政治中的执行偏差与威权主义特征 [:170759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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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1.更多的中央集权 [:170759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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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2.更多的政府管制 [:170759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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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3.限制公众参与 [:170759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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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4.限制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170759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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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三、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 [:170759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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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1.苏东国家的“经验” [:170759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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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2.从环境威权主义到环境民主 [:170759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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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考文献 [:170759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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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文 [:170759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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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英文 [:170759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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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1 X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任务分解表 [:170759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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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后记 [:170759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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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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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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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及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整体上进入梦寐以求的“小康”阶段，国家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大国。然而，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果。我们的现代化成就，特别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我们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日益不堪重负。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沙漠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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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环境恶化，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按理来说，发展中国家应当认真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它们环境恶化的前车之鉴。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贤们，之所以摒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应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这些后继者们忘记了先贤们当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覆辙。其实，环境问题虽然跟宏观政治经济体制不无关系，但直接相关的却是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换言之，如果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不当，社会主义条件下照样会有穷山恶水；反之，如果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适当，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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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博士的这本《中国地方环境政治》，就是一部专门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决策体制和治理体制的著作。她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着重剖析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制度方面的执行偏差。换言之，冉冉博士试图回答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中央政府极其重视环境保护，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持续增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中共中央还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正式列为国家需要长期推进的四大文明之一，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道列为基本国策，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了最为严厉的“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生态环境依然在长时期中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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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的环境治理研究者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冉冉博士的这本著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她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政策执行偏差”，即决策模式、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公众参与和全球化进程。从相当程度上说，她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这可能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她引入了政策执行研究的方法，力图避免“集权—分权”方法的偏差，从而使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和过程化；二是她的研究有田野调查的基础。尽管本书更多的是宏观的政策分析，但就我所知，冉冉博士早些年曾经做过许多生态治理方面的实地调研，这使她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具有一种一般学者难得拥有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