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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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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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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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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56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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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序 中国的近代性 [:17033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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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损的传统世界 [:17033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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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 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170331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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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 [:17033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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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170331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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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 遗产与资源 [:17033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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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的诱惑 [:170331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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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 制度的重要性 [:17033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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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 传统与西化 [:17033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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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 在中西之间 [:17033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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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四 以自由为体 [:170331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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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生之道 [:170331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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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 预备立宪 [:170331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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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二 宪法性文件 [:170331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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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 宪制的“预备” [:17033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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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革命 [:170331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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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 论战 [:17033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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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二 革命中的隐患 [:17033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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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三 用心很苦的“临时约法” [:17033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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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四 探求新方案 [:170331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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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四”思想 [:170331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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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 告别传统 [:17033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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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二 惟民主义 [:17033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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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三 自由主义 [:170331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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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历史的意义 [:17033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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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 文化的实用主义 [:170331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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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二 中国目标 [:170331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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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 政治的激进主义 [:17033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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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释 [:170331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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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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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170331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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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代序 中国的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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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性这个概念具有暧昧性。它自身无法回答“谁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个事实；“扩张”在这里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西方从自己的过去，那个离自己很近的“中世纪”走出来，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对峙的方式认识自己。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自己无疑是个“新我”，而如何确证这个新我的主体身份，光有“中世纪”这一面镜子是不够的。历史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个镜像，它还需要一面实体性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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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东方”。作为东方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凯歌高奏的前进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以及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败北的中国这里，自己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词，而这个代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国在这滴着血的近代性中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还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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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为什么不说“脱日入欧”呢？因为日本要“脱日”那就不是日本了，而成了虚无；“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脱华”就须极端地强调中日之间的差异性，“脱华”即是去华，“支那学”便提供了“去除”意义的“学术”基础。进步主义在日本始终是一种悖论式存在：它既能解释欧洲“入侵”日本的根据，“超克论”就是为了反抗这个根据；但又须依赖它来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所谓“兴亚抗欧”也是以中日极端差异化为前提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会是“兴亚抗欧”的主角。竹内好把日本的这种近代性称作“优等生文化”。“优等生文化”便是“兴亚抗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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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